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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话语权的定义什么是公众史学?

  123最快开奖结果香港马会开奖结果今。直到10年前,国内许多历史学者仍然对公众史学感到陌生。根据中国知网统计,1980—2010年,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的文章大概不超过10篇,而在2010—2018年,这一主题的文章至少有112篇。与此同时,自2013年起,几乎每年都有关于公众史学的学术研讨会和师资培训班在国内举行,公众史学课程开始进入大学课堂,专门的研究中心得以成立,仅2018年一年就有两份专注于公共史学研究的学术辑刊——浙江大学的《公众史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公共史学集刊》——在国内出版。这样的“公众史学热”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现代公众史学,即公众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公众史学的发展大致遵循两种模式。

  1970年代,美国史学界出现所谓的职业危机,即传统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大学里谋求教职的机会,从而离开学术界,对美国高校尤其是州立大学的历史高等教育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和韦斯理·约翰逊 (Wesley Johnson) 两位历史学教授试图扩大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他们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76年开始了公众史学研究生项目的尝试。这一项目的课程包括传统历史学和公众史学的专业研讨课,要求学生针对政府机构、公司、企业、社区等领域进行“任务导向型”研究。除此之外,学生还需要进行为期3—6个月的带薪实习,以培养公众史学家所需的包括创新进取、团队合作、批判性思维等一系列基本素质。参加这个实验项目的九名学生在毕业后都顺利地进入相关领域就业。公众史学也随之进入美国历史学界的讨论范畴。

  不过,历史学家在学院之外从业远远早于1970年代的职业危机。早在1916年,美国农业部就设立了历史办公室。1930年代,不少历史学家已经在工作进度管理局(Work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就业,对全国历史文献进行调研,撰写本地和本州的历史。自1933年起,不少历史学者参与美国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 Service)的历史遗址解释保护工作。1934年,美国国家档案局(National Archives)成立, 并在1936年成立美国档案学家协会(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ivists);至1970年代,档案学在美国已经成熟,不仅有日益扩大的国家和地区的职业网络,还建立了相关职业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历史学者成为战略决策部门的智囊分析师,同时有人开始将口述历史的技能用于战争记录和分析。在历史保护方面,美国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于1949年成立,并于1966年通过了《联邦历史保护法案》(National Preservation Act)。

  早在1920年代,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等“新史学”家们的作品中已经显示出公众史学的理念,他们力图准确解释历史的有用性。这一观念也反映在卡尔·贝克(Carl Becker)的主张——即“每一个普通人都是能人”,都知晓并会利用历史——以及他的后续观察中,即,如果学者不根据社会需要去调整深奥的知识,他们所做的也仅仅是培养一种无趣的专业优越感,因为如果历史只存在于无人阅读的书籍中,它对现实世界就毫无作用可言。在早期社会史家露西·梅纳德·萨蒙(Lucy Maynard Salmon)的作品中,她通过写作和教学展现出,从大部分普通物品中也可以发掘很多有趣且富有意义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1960年代,新社会史学(new social history)蓬勃发展,这与美国一系列挑战权威与正统秩序的运动密切相关。历史学开始倡导更具包容性的历史解释,主张将女权主义历史、少数族裔史、非裔美国史、新文化史等纳入史学研究,史学研究渐渐由上至下,回归公众领域。一方面,公众拒绝曲高和寡的学院派历史,另一方面又对与现实或自身相关的历史充满极大的热情。这似乎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在一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中,人民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又与卡尔·贝克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殊途同归:“人民总是从自己的历史观来解释过去、现实与未来。因此,公众史学家的主要职责在于发掘这种潜藏的历史感知,帮助公众发现他们自己的历史,并协助他们理解在认知历史和创造历史的进程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这样,历史学家和公众才能携手参与历史的书写,才能从不同维度重新定义历史话语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史学的兴起其实是学院派史学与主张“让历史回到公众”的史学理念分歧日益扩大的必然结果,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实践性历史研究一时很难为传统历史学接受。美国史学界的权威期刊《美国历史研究》(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很少有相关的文章发表。直到1980年代,戴维·泰伦(David Thelen)才开始陆续收录发表历史学家在博物馆、纪录片、政策研究、历史保护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公众史学对社会的期许是“让公众参与到历史构建中”,也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更为激进的预示”,但其多元性和开放性与史学的严谨和公正似乎圆枘方凿,于是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公众史学一开始就受到传统史学的质疑和批判:“如果历史研究的利益相关方有意忽略或隐瞒过去所犯的错误,这样的研究成果意味着什么?从长远看,客户或任务导向的史学研究最终会让公众史学家屈服于权力。”同时,公众史学的起源与解决职业危机相关,实用主义的根源常常被夸大甚至曲解,认为公众史学既然是应付现实问题的权宜之计,那就很难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核心命题、研究方法等,只是在“应用”传统历史的理论成果,最多是传统史学的“延伸”。罗伯特·凯利关于公众史学的定义所蕴含的公众进程(public process)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也往往被忽略,而这两个概念所建构的“共享权威”(authority-sharing)恰恰体现了公众史学的核心,这源自美国宪法与《权利法案》中关于公民权利的定义及其自由传统。为公众书写历史,与公众一起书写历史,都带有某种政治性,同时也具有服务的理念。

  20世纪60—70年代,环境污染、城市更新等一系列问题,为史学服务于公众提供了契机。70—80年代,公众史学蓬勃发展,硕果累累。首先,全国公众史学委员会和美国联邦政府历史协会(Society for History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成立,与美国各州和本地历史研究机构一同为公众史学家们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其次,1978年,该领域的核心学术期刊《公众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创刊,介绍公众史学的前沿理论与实证研究,尤其注重相关研究方法的整合以及交叉学科研究。再次,自1988年起,《美国历史研究》开始登载博物馆陈列评论文章;在美国史学界颇具声誉的《激进历史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自1987年起,开辟了公众史学专栏——这都标志着公众史学开始逐渐得到传统史学研究的认可。更引人注目的是,公众史学家成为突破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先驱,他们在公众史学项目中开拓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譬如,公众史学家谢利·布克斯班(Shelly Bookspan)拓展了有毒废物场所用地的研究方法,并解释有毒废物政策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追溯在全国范围内对这一领域演进的相关性意识,主张使用不常用的历史文献、图片、地图等资料,对具有潜在污染的建筑场所进行跨学科分析研究。

  2001年,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成立公众史学专责小组(Task Force on Public History )。2002年,美国历史协会和公众史学专责小组共同颁布《历史系学生职业指南》(Careers for Students of History)。2003年颁布的《公众史学年度报告》将公众史学纳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详细论述其相关组织结构、学科发展建设、教学体制、课程改革、学生职业发展等方面情况。随着公众史学不断职业化,其定义也在实践中不断被修订,全国公众史学委员会于2008年将公众史学界定为“一场运动,一种方法论和一种途径或方式,推动历史合作和研究;公众史学家的任务是将自己特殊的见解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公众”。与1978年罗伯特·凯利的定义相比,这一定义前进了很大一步:它不再简单地将“公众”与“私人”历史对立,也不再将公众史学家与传统史学家对立。当然,公众史学挑战权威和正统,它注定是一种进取和激进的史学。同时,它关注现实,因此不仅仅是一个学科,更是一场运动。

  美国公众史学的缘起和演进表明,它实质上是一种强调受众的问题、关注点、需求的历史实践,实用主义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我们再次回到美国1970年代的职业危机,不难发现职业人士长期以来对知识的垄断以及他们社会的控制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专业知识似乎并没能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的需求,更谈不上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和健康发展作出预期的贡献。正因为其垄断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职业人士与客户的关系也开始发生相应的改变。

  与美国模式强调实用主义有所不同,在欧洲,公众史学教育旨在为博物馆、遗产机构、图书馆等一系列机构输送专业人才,公众史学更倾向于影响公众意识,成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因此,“人民史学”的提法有时代替了公众史学,其预设的命题包括:社会冲突与不公是常态,文化一致很难达成;历史判断不是也不可能是中立或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应该为历史的失败者发声,而不是为当权者辩护。历史研究的政治目的往往是公众史学家回避的,而人民史学则直面这一问题。1970年代,在英国、瑞士、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兴起的“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运动是公众史学在这些国家发展的重要源动力。“历史工作坊”最核心的理念是历史知识的民主化,反对历史的绝对客观与中立,提出“历史自下而上”,融个人经历、体验于宏大历史叙述,书写被忽略的或被边缘化的社群的历史;口述历史成为史料的重要来源;主观性进入历史分析,挑战传统的社会历史范式。于是,没有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人也可以参与历史书写,劳工阶层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社群应该参与到历史的生产中,而不只是被动地消费历史。影视作品、展览、媒体与各类出版物所呈现的历史成为政治与文化参与的新形式。这其实是一种民粹主义思潮,即无论阶级、财富、性别,每个人的经历平等,每个人都有书写历史的智识与权利。同时,“历史工作坊”运动还受“新”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与反实证主义的社会与文化结合,改变了高等教育的诸多领域,历史学便是其中之一。“(历史的使命)历史生产的民主化、扩大历史书写的范畴,融现实经验于对过去的解读之中。”可见,“历史工作坊”不仅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畴,还展示了更为宽容的历史书写风格。

  在英国,历史在真正意义上走向公众开始于20世纪初。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将英国的公众史学传统归纳为三种形式。首先,历史成为公众教育的一部分。乔治·特里唯亚(George Trevelyan)在《英格兰历史》(History of England)一书中讲述了他的伯叔祖父马可雷爵士(Lord Macaulay) 的显赫成就,指出正是英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以坚韧、沉着、向往自由为核心的国家精神使得个人能取得如此成就。历史由此成为一种能够充满人性的教育,启发对现实的思索。过去虽然与现实相关,但只是一个远离现实的避难所,而不是与现实积极对话的手段。其次,历史与国际事务,尤其是公共政策在公众生活中发挥作用。第三,历史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发挥作用。史学家唐宁(R. H. Tawney)倡导历史的相关性以及用史学视角进行社会批判;与政治史不同,经济史讲述的是普通民众的需求。这三种形式虽然与公众相关,但均属于职业历史学家眼光里的“历史相关性”(relevant history)。而在1960年至1980年代, 受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影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真正成为现代英国公众史学的基础。 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对被剥削阶层充满同情,通过一系列的文章反映工业化进程中的种种现实以及不同文化阶层的反抗,这种与工人阶级及下层民众的身份认同深深影响了学院之外的历史受众。

  英国公众史学研究的真正先驱是拉菲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他提出“人民的遗产”(people’s heritage),倡导 “非官方知识” (unofficial knowledge),包括口述传统、儿童戏剧、历史辩论等多种历史形式,并指出历史是一种“社会形式的知识”,也是一系列的活动与实践的集合。他还视大众记忆为1960年代新社会史学运动的产物,与美国公众史学起源的时代背景一致。关于遗产,萨缪尔认为遗产不应只是那些代表宏大历史叙事的名人故居,而更应该是关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乡村农舍、关于如何继承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关于讲述平民企业家的故事。这种“自下而上的遗产”其实是1960至1970年代新社会史学对遗产的一种极为人性的回应,意味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职业历史学家在公众领域的实践呈多元态势。他们通过影视、网络、报刊等媒体或政策咨询等形式,将研究成果传播到学院之外,引起广泛的公众关注。他们开始与博物馆和遗产机构合作,这一方面是学术界与这些机构对话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消费物质或非物质遗产文化的公众需求。他们还在各个社群开展历史项目,如社群口述历史项目、家族历史与企业历史撰写等。这里,职业史学家扮演着顾问、支持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同时,作为公众记忆的载体,历史不仅仅是纠正虚构或错误的记忆,还能将过去与现实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对于正视有争议的历史或是曾经被官方历史隐去或忽略的历史,譬如英国的殖民历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原住民历史、美国的奴隶历史等研究尤为重要。

  当然,历史的公众角色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公众史学项目都带有实践的动机或目的。公众史学的价值在于批判性地传递某种学术矛盾或挑战:当历史传播的受众范围越广,我们就越能看到历史的作用在于批判、开放,而不是走向自我封闭;不在于固守某个答案或某种观点,而在于发掘不同的可能性。职业史学家突破学院的藩篱走向公众仅仅是公众史学的一种形式而已,而公众史学更多意味着学院派和社区历史学家之间的一种职业关系,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学院派史学家的参与。发生在学院之外,譬如在博物馆、历史遗址、社群中的历史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与被动消费过去的学院历史相比,这类历史往往富有创意和激情,受到广泛关注,公众享有充分的“所有权”(the ownership)。因此,公众史学不仅是学院对社群历史的贡献,还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历史与公众分享,并与之共同解读和书写历史。

  遗产与记忆在英国似乎是公众史学的代名词。史地学家戴维·洛文塔尔(David Lowenthal)认为记忆的主要功能是为现实所用。我们认识过去、阅读史料、参观遗址,实质是与历史对话。我们试图将个体与集体记忆和公众历史联系在一起,但历史的真实性其实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内容到形式、过程、形象再到仪式展演都是如此。因此,原真性既“受制于时间”也“受制于文化”。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right)论称历史遗址体现了英国政府对大英帝国的光荣充满“民族怀旧”,而私人资本与遗产保护其实矛盾重重。作为英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并没有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与纷争。历史学家罗伯特·何唯森(Robert Hewison)更为犀利地指出所谓的 “遗产工业” 只是政治与权力斗争的产物。1983年,由英国政府出资成立了遗产保护和研究机构“英国遗产”(English Heritage)。公众对历史的热情与政府提倡保护国家遗产的初衷似乎一致。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公众更接近并拥有历史?对历史进行商业包装,很多人们喜闻乐见的遗址所传达的是一种浅显的历史、怀旧的情节或墨守陈规的仪式而已。公众虽然对历史抱有热情但并不完全具备分析甄别的能力,在历史走向更广范围的公众时,历史的复杂性被妥协,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历史方式去思维,因此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远离公众。一方面,历史是否与现实相关;另一方面,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门科学,具备专业知识、高层次的分析批判技能、方法、解释性的见解或观点: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诉求。与19世纪的“历史相关性”探索不同,“批判性公众史学”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和成果的传播,还在于它关注公众,并希望通过历史的解释和传播激发公众辩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正因为此,在英国,以及受其影响的欧洲其他国家,公众史学与历史教育相辅相成。

  公众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在英国则刚刚兴起,它整合了文化身份、遗产、资源管理、制度化的记忆、历史政策、公众参与、公民教育等概念,但尚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公众史学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公众史学家在学院之外如何使用史学理论、史料编纂、历史研究方法与技能?公众史学对传统历史学家的学术准则、伦理道德等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其次,“公众”本身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与“大众”“民众”“非官方”“关于整个政治形态或政体”,或者是“人人均可享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何界定“公众”以及公众在公众史学实践中的角色?在各种公众史学场所,专业人士是如何与公众“共享权威”的?公众又是如何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化为历史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最后,多数情况下,公众史学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是史学的各个领域与相关分支学科之间的桥梁,在项目合作、历史呈现和传播中与公众共享话语权。在这一进程中,就学术与实践的不同目标、公众政策、制度上的远见、公众参与以及商业现实等有哪些矛盾和协同? 与之相关的是,公众史学的集体性似乎与传统史学研究的个体性格格不入。公众始终存在,公众服务也始终存在,因此历史与公众的对话始终存在。由于公众史学是公众参与或资助的历史,因此非历史判断进入历史叙事,妥协在所难免。尽管如此,对于公众关注的历史事件分析和呈现,公众史学是唯一由职业史学家介入的严肃的集体行为。公众史学的集体性能促使人们重新思索国家历史,而历史认知,或是对历史的关注和热情,内化为公民权利的一部分。

  历史学家彼得·曼德尔(Peter Mandler)在论述历史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时指出,严肃的历史学家既能够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其成果也能为公众接受。这看似积极的结论其实暗示着学院派史学与公众史学的矛盾:历史学家应该如何与公众交流历史思维的方式和批判思维的技能?公众史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卢德米拉·约丹诺娃(Ludmilla J. Jordanova)认为历史学家应该与公众共享推理模式与实践进程。基于历史学家实践的核心是历史受众和学院内外的公众这一理念,她敦促历史学家将其推理的模式与实践扩大至公众领域,鼓励在分析神话、信仰、偏见的力量时使用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她主张公众史学的核心问题与历史学本身一致,因此史学中关于年代分析的假设、历史机构与动因、反思性的历史评判等,都需要历史学家进行批判性分析。

  约翰·托什则主张“实践历史主义”,视公众史学为应用史学的一种方式。尽管历史似乎无处不在,但对于在协商民主制度下的公众而言,这些通过课堂、媒体等传播或呈现的历史还不够活跃,最多只能激发低层次的批判性历史感知。而历史学家还没有在政策制定中充分传播批判性历史知识或通过各种媒介将历史呈现给公众。他认为实践历史主义需要更高层次的批判性历史思维,将史学视角注入公众辩论中,同时与公众分享其学术技能。公众史学家有责任帮助公众更好地解读历史,进而真正地拥有历史。尽管卢德米拉批判约翰·托什让公众真正拥有历史的“批判性历史主义”过于浪漫,忽略了公众参与历史的种种障碍,但与约翰·托什一致,她也主张历史思维模式、历史学家的责任与担当、共享权威,而这些都是公众史学的核心。